这种带有普惠性质的政府支持正在执行过程中，但是其中也有挑战，因为说是普惠，也不可能简单地对所有小微企业推平头，必须有具体量值一家家适当分别的合理掌握，值得密切关注——如何做到基本合理，这是对执行系统的一种挑战和考验。
即：国家环保部主要起到制定政策、规划、监督和部门管理职能，地方对本辖区环保监管机构行使人财物统一管理，并对当地环境质量负责。一是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在当前我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和发展是硬道理的行政理念下，环境保护服从当地经济发展、服从解决温饱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普遍行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环保监管难作为不作为、有的环保部门甚至为当地环保违规行为保驾护航等情况的出现就是必然结果。因此，企业只有走绿色发展道路，创造绿色品牌，才能抢占国内外市场先机，在未来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抢占同行业绿色产品生产的制高点。第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二是环保部门履行监管职能不到位，难以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认真履行职责。
走绿色发展道路，就是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新形势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缓解国内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约束矛盾的战略选择，是我国未来发展的一条主线。大量调研表明，理顺目前不合理的环保监管体制，是解决当前环保问题的关键。很明显，当马云在那个演讲中声言创新一定要付出代价时，这个代价不仅指蚂蚁科技所付出的代价，而更多的是我们这代人的担当。
为什么一个被视为世界名片的全球性宠儿，一个被产学研商和大众传媒视为偶像，一个被各级地方政府视为座上宾的财神，其形象会出现如此大的一种反转？为什么马云会让自己和自己一手打造的商业帝国陷入这种困境？很明显，这一问题没有简单的、一目了然的答案，而是许许多多或隐或显、或偶然或必然、或经济或社会或观念等因素，通过极其复杂的互动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论述的需要，本文仅仅关注创新的创造性破坏一面，但另外的一面也要铭记心中。即使是全球闻名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其规模也根本无法同淘宝这样的互联网平台相匹敌。以淘宝平台为例，它如同一个独立、自治的商业王国，有自己一整套关于交易流程和纠纷解决的规则体系，商家无需在有关部门办理证照，而只需在平台注册并遵守淘宝规则即可营业。
17.针对网上平台低价售书可能导致大量实体书店受损甚至倒闭的威胁，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和中国新华书店协会联合呼吁有关部门干预，并呼吁针对网上图书销售制定最低限价政策。当然，理性并非只有一个维度，还有另一种关于理性的解释，那就是所谓的非理性的理性。
这种竞争方面的不对等性必然导致二者之间严重的利益冲突。全球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承受系统性金融风险失控和金融危机的打击，因此，这可以看成是金融监管不可逾越的一条底线。但是，非理性的理性并非常规武器，总有马失前蹄的时候，那个演讲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其二是惧于寡头公司的强大影响力，缩手缩脚，以至于出现大而不能倒大而不能拆大而不能管的问题。
参见约瑟夫.A.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46-147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根据胡润财富榜的数据，2000年中国内地最大的十个富豪的总资产是334亿元[22]，到2020年则达到27200亿元[23]，增长了80倍。另一方则是现代的互联网金融体系或科技金融，它顺应年轻人的要求，是面向未来的。相比于传统经济活动的范围经济效应，平台的范围经济效应也更加明显，其原因一是平台在聚合要素、产品、服务的规模和能力方面，不存在传统的企业集团所面临的空间限制。
P2P网贷曾经被视为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科技领域的一个重大创新，巅峰时期曾经有数千家平台，借贷余额高达数万亿元。传统的金融业要承担密集的营业网点，昂贵的专用网络和设备（如ATM机）以及大量雇员所带来的高投入和运营成本，或许还有历史累积的不良资产负担。
拙文将遵从一种剥洋葱式的由表及里的分析方式，即通过突发原因到中层原因，再进入到深层原因[2]，以便将其间涉及的各种因素和作用机制纳入到一个分析框架中，从而给出一种尝试性解释。但一旦剧情反转，则是一损俱损。
二是平台聚合要素、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也要比传统线下的成本低得多。在一个动辄在文章标题中冠以逻辑之名的当下，这显示了逻辑的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事实上，大众传媒和社会各界一直在关注欧美国家针对超级平台的反垄断动态，这种关注必然会以示范效应的方式转变为国内反平台垄断的呼吁和行动压力。从供给侧看，监管机构的自主性和权威往往受到两方面的威胁：其一是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公关活动，尤其是所谓的监管俘获现象，这会导致监管部门的政策取向严重偏离公共利益的需要，甚至沦落为利益集团设租—寻租的工具。9.威廉·鲍莫尔：《创新：经济增长的奇迹》，第22页和第129页，中信出版社，2016年。但是，现在监管的利爪已经长出，能力缺失问题已经得到根本改观：通过立法过程的不断加速，以及新立法和既有法规修订的双管齐下，与平台有关的各种监管法规，包括金融科技监管和反垄断的法规体系曾经存在的空白已经被补上，这为依法监管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基石。
在这场风暴中，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首当其冲，并因此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监管的组织架构也在适应互联网技术和产业演进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一个综合性与专业性机构并存，分兵把守各负其责，但同时又协调互动的机制也已经形成。
其二是马云是否有足够的专业能力，能够真正理解现代金融体系的复杂性以及面对的风险及其控制问题，从而对此问题做出专业和负责任的评论，确实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的。首先，可以清楚地看到，也正像权威官媒所指出的，这一监管风暴有着极其深刻的全球性背景[5]。
2015年1月，原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了一份关于网购商品正品率的检查报告，其中淘宝网的正品率列在最低一列。13.在互联网上随手搜一下阿里巴巴或者腾讯的商业版图的文章，你可能就会被震惊到，并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什么领域是他们没有涉足或涉足不了的？ 14.媒体上经常会有超级平台并购的消息，并购的密度和跨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由于2020年数据尚未出来，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2019年数据。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超级平台都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平台，或者无一例外致力于多元化扩张，也可以解释超级平台为什么在短时期内就变成了一个触角无所不及的商业帝国[ 14]。但与历史上的技术和产业革命相比，后一种革命更具破坏性、颠覆性、来势更加猛烈，渗透性和扩展性也更强。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当创新的私人代价（成本）与社会代价（成本）相背离时，监管者作为共利益的守护神就成为必须的[11]。
第三个原因，与互联网平台的社会影响有关。叙事中，一方是传统的金融体系，它是一个老年人俱乐部，可能患有老年痴呆症，是面向过去、面向工业化时代的。
见网络平台卖菜：一场资本游戏？，今晚报，2020年12月8日。虽然缺乏这些活动的统计和完整报道，但这些活动的指向都十分明确，即网约车服务及其合法性问题。
按照熊彼特对资本主义和创新的极富启发性的观察，受企业家精神和创新驱动的资本主义每每经历旧技术、旧产品、旧企业、旧的组织形式被新技术、新产品、新企业和新组织方式取而代之的循环过程[17]。12.一将功成万骨枯，在一个成功超级平台的背后可能是多得多的失败平台。
参见戴维·S·埃文斯，《平台经济学：多边平台产业论文集》，253-254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106年。另外，为了整治和善后，各级监管部门也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之后，淘宝官方微博发布了名为淘宝店小二的公开信，质疑检查的程序正当性。但是，除了社会心理学的原因外，事实上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尤其是与互联网等新技术带来的不平等和社会分裂有关。
在出租车领域，许多城市的出租车司机质疑其合法性，并以群体性事件的方式抗议网约车平台的运营[19]。可以参见出租车罢运难题绝非无解，人民网，2015年1月14日。
可以看出，超级平台也是制造超级富豪的机器。11.林远：淘宝大战工商总局余烬：三大悬疑待解，经济参考报，2015年1月30日。
马云这次被称为史上最贵的演讲或许反映了他并非是一个时时刻刻都精于计算的、理性的经济人，他也会被激情和冲动，被认知上的局限和偏差所驱动，让人拦都拦不住地干出被人们视为极度非理性的事情来。在美国，由国会、司法部和各州所发起的针对四大互联网巨头——谷歌、脸书、亚马逊和苹果——的反垄断行动，包括听证、调查以及起讼和司法审理等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